ZT:批评精神的核心并不是比谁更勇敢
南方都市报:首先恭喜你获奖。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提名名单刚刚公布,你作为这个奖的具体策划者和执行者,现在成了另一个文学奖的获奖者,对这种身份的转换有何特别的感受?
谢有顺:获奖永远是一个意外,是写作的副产品,真正重要的还是作品本身。当我策划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之时,我就说过,我做好了不再获其他文学奖的准备,这背后的微妙关系你们不一定清楚,但我并不在乎。在作家、批评家的创造力都如此低下的年代,获奖本身并不是什么光荣的事情；当文学日益低迷,也没有哪一个人会是胜利者。为此,我更愿意做一个永远都无法获奖的写作者。我并非出于谦虚,而是对一种羞愧感的真实回应。我没有想到这届庄重文文学奖会颁发给我,因我从未动过参评的念头,广东这边也未报送我的材料,直到北京方面电话通知我获奖了,我才知道是多名评委现场提名我入围的。我早已过了为一得一失而激动的年龄,文学奖既然无力改变文学的疲软状态,它也无法使一个写作者的内心骄傲起来。
南方都市报:汉学家顾彬刚刚批评过中国作家做编剧是缺乏专业精神,很多人认为中国的文学评论家缺乏这种针砭时弊的勇气。作为评论家你会如何看待类似的批评?你认同顾彬的说法吗?
谢有顺:抽象地、整体主义地描述一种文学的缺失,其实毫无意义；真正有效的批评需要有一种诚恳的研究精神,必须阅读文本,才能洞察作家的精神局限。顾彬并不太了解中国当代文学,尤其是对中国当代小说,他完整读过的估计不超过二十本,因此,他之前的诸多言论缺乏实证支持,意义不大。顾彬的言论之所以会引起这么大的关注,首先要反思的可能是一些媒体和读者的心理预期,总以为那种横扫一切的否定才是批评家的勇气。如果真是这样,“文革”期间早已把所有文学都否定了,新时期我们又何必一切都从头再来?这种怪现象,正在助长一种不好好说话的文坛习气。一些人,惟恐别人记不住他的观点,总是想把话说绝,越专断越好,每一句话仿佛都染上了话语狂躁症,这样的批评对文学发展能起到什么实质的作用?知识分子读了一堆书,如果不懂什么叫节制、诚恳、知礼,不好好说话,也不懂在不知道的事情面前保持沉默,这难道不是另一种悲哀?批评精神的核心并不是比谁更勇敢,而是比谁能够在文学作品面前更能作出令人信服的专业解释。空谈几句口号,抽象地否定中国文学,这并不需要什么勇气,随便点开一个文学网站,便可以看到一堆类似的夸张言论；相比之下,我更愿意看到有理有据的分析文章。当我们在批判一种话语疲软的状况时,也要警惕一种话语暴力的崛起。
灵魂应该是一种更大的现实
南方都市报:这些年来,著名作家的长篇新作年年出版,去年也不乏名家新作。但你似乎对这些年的文学创作评价不高。能否谈谈你的看法?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?
谢有顺:大多数作家是凭一种惯性在写作,他们不再有文学抱负,也不再为自己的写作建立新的难度,写作不过是他们混世界的一种手段而已。包括我们批评界的人,都在混,看不到几个人是有精神自觉和艺术创造力的。不仅文学界的创造力在瘫痪,你看看政治界、艺术界,还不是一样?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,哪里还有什么新意和创造力?可见,创造力的衰败已经成了一个国家难题。在这个国家难题解决之前,我想,文学不可能独自好起来。惯性写作的困局还会持续很长时间。
南方都市报:今年初你提出要重新倡导“尊灵魂的写作”,作家不应再局限于经验式写作。另一方面你也说作家应该走出闺房,走向旷野,获取更加广阔的生活经验。两者是否存在矛盾?
谢有顺:并不矛盾。“经验式写作”这一经验指的是一己之私,而从闺房到旷野的那种经验,则是指一种可以和他人分享的经验。我最近在想,中国小说经过这些年来激进的欲望叙事之后,身体早已不再是隐私了,相反,灵魂倒是成了许多人难以启齿的隐私。你看,在当下的电影、报纸和杂志上,身体经验都是可以被广泛分享和讨论的公共话题,谈论灵魂呢,在一些人的眼中则成了一个笑话。文学界更是如此。太多的小说家,只要一开始讲故事,马上被欲望叙事所扼住,他根本无法挣脱出来关心欲望背后的心灵跋涉,或者探索人类灵魂中那些不可动摇的困境。小说写来写去,无非那点私事,读者也开始腻烦了。这种状况下,我觉得文学不如转身,重新回到探索灵魂的旅程中来。
南方都市报:在中国很多作家面对现实“失语”、还无法深刻把握和反映现实生活的情况下,提倡“尊灵魂的写作”是否为时尚早?
谢有顺:灵魂难道不是一种更大的现实?一个作家为何无法深刻把握、描绘现实,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他是一个空心的人,一个缺乏灵魂深度的人。苏格拉底说,没有经过审视和内省的生活不值得过；我想,一种没有灵魂冲突的现实也不值得作家去描绘。作家面对现实时“失语”,与其说是对现实熟视无睹,还不如说是一种灵魂的麻木。
南方都市报:重提作家的“专业精神”也是你今年提出的一个观点。你认为中国作家现在最缺的是专业精神吗?如果是商业大潮让作家失去专业精神,应该责怪这个浮躁的时代,还是作家们自己?
谢有顺:中国作家缺的东西很多,但“专业精神”是写作的基础,没有它,写作就无从谈起。缺乏“专业精神”的一个基本表现是缺少写作耐心,比如,中国当代的小说中,你几乎找不到好的、传神的风景描写,就跟这种写作耐心的失去有很大的关系。这当然怪不了时代,是作家自己的心乱了。心一乱,一切皆乱啊。
平庸的根源在于文学界有着太深的权力迷信
南方都市报:今年的政协会上,作家二月河提出作家生活不易、应该给作家免税的话题引起争议。你觉得作家在这个时代是需要扶持和保护的吗?
谢有顺:恰恰相反。我们现在的文学体制,养了太多毫无创造力、与文学无关的人,就他们那一点文学才能,也值得国家花钱来扶持和保护么?很多活在文学体制里的人,二十年没有写过一篇作品了,介绍自己时他也敢自称“作家”,可见,“作家”一词贬值到了什么地步。各省作协我都基本熟悉,人员一大堆,真正写东西的人,十个里已经占不到一个了。这个体制问题不先解决,奢谈扶持和保护,受益的肯定不会是真正的作家。
南方都市报:今年广东有你和郑小琼两个人获庄重文文学奖,占据了相当的比例。而此前你曾经说过广东文学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平庸。你现在仍然这样看吗?这种“平庸”的根源在哪里?
谢有顺:我们两个人获奖也并不能改变平庸的现实啊。平庸的根源在于广东文学界有着太深的权力迷信,作家们小富即安的心态也很严重,标志性的作家作品匮乏,创新意识淡薄,很多作家在写作的道路上也缺乏甘于孤寂的气魄。要改变这一文学生态,首先要让作家们意识到,权力、守旧、自得、慵懒,这永远是文学的敌人。
本报记者 田志凌